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
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墯也。侈而墯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墯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鬥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 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翻譯>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當今最顯赫的學派當屬儒家和墨家。儒家最被推崇的是孔丘,墨家最被推崇的是墨翟。自從孔子死後,儒家的分支有子張的儒學,有子思的儒學,有顔氏的儒學,有孟氏的儒學,有漆雕氏的儒學,有仲良氏的儒學,有孫氏的儒學,有樂正氏的儒學。自從墨子死後,墨家的分支有相里氏的墨學,有相夫氏的墨學,有鄧陵氏的墨學。所以孔子、墨子死後,儒家分爲八個派別,墨家分爲三個派別,各個派別取捨當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然而他們卻都自稱是得了孔、墨的真傳。孔子、墨子是不可能復活了,要叫誰來判定當今這些學派的真假呢?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同理,孔子、墨子都宣稱繼承了堯、舜的道統,然而他們的取捨也是大不相同,卻都自稱得了堯、舜的真傳。堯和舜是不可能復活了,這又該叫誰來判定儒、墨兩家的真假呢?商朝與周朝替換到現在約七百多年,虞舜和夏朝替換到現在兩千多年,就已經無法判定儒、墨兩家究竟哪家才是堯、舜的真傳。現在竟想要判定堯、舜的道統是不是三千多年前先王之道的真傳,想來是不可能做到的吧!沒能驗證就輕易相信事情,那是愚蠢;把不能確定的事情拿來做爲處事的依據,那就是欺騙。所以,那些明著標榜是依據先王之道,一口咬定是承襲了堯舜道統的學派,不是自身愚蠢,就是欺騙大眾。對於這種不是愚蠢就是欺騙的學說,雜亂相反的行爲,英明的君主是不受他們耍弄的。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依墨家的葬禮,在冬天死的就穿冬天的衣服入殮,在夏天死的就穿夏天的衣服入殮;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喪只守三個月,當世君主認爲這是節儉因而尊崇他們。儒家主張要傾家蕩產大辦葬禮,守喪三年,要悲傷到形銷骨立扶杖而行,當今君主認爲這樣盡孝而尊崇他們。照理說,要是贊同墨子的節儉,就應該非議孔子的奢侈;要是贊同孔子的盡孝,那就應該非議墨子的乖戾。現在盡孝和乖戾、奢侈和節儉同時存在儒、墨兩家的學說之中,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遇。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
漆雕氏主張面對脅迫也不能有屈撓之色,眼神不能怯懦逃避;若自己有錯,即使對奴僕也要低頭;若自己沒錯,即使對諸侯也是理直氣壯。當今君主認爲這樣廉貞而加以禮遇。宋榮子則主張不要鬥爭,不要報仇,不羞辱囚犯,被人欺侮不自以為恥辱。當今君主認爲這是爲人寬厚而加以尊崇。照理說,若要贊同漆雕氏的廉貞,就應該非議宋榮子過於隨和;若要贊同宋榮子的寬厚,那就應該非議漆雕氏的粗暴。現在寬厚與廉貞、隨和與粗暴同時存在於這兩個人的主張中,而君主卻對他們都加以尊禮。

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自從愚蠢欺騙的學說、雜亂相反的言論爭相出現,而君主卻都表示聽從,造成國內的讀書人,言論沒有依據固定的學術,辦事也沒有常規來遵循。要知道,冰和炭火要放在不同的容器中才能儲存長久,寒冷和暑熱不能同時到來,雜亂相反的學說不能同時用來治理國家。當今君主不懂 因時制宜 而對那些雜亂的學說、謬誤的行事和似是而非的言辭都同時聽從,怎麽能不混亂呢?聽話行事都這樣了,治理人民必定是同樣的混亂了。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墯也。侈而墯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墯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當今的學者說起治理國家,總是說:「給窮人土地,以充實他們的匱乏。」假設現在有人在條件和別人差不多的情況下,沒碰上豐年又沒有業外收入,而能自給自足的,那他不是由於勤勞,就是由於節儉。如果有人在條件和別人差不多的情況下,沒碰上饑荒、疾病、橫禍、入罪等意外,卻獨有他貧窮,那他不是由於奢侈,就是由於懶惰。照理說,奢侈和懶惰的人就會貧窮,而勤勞和節儉的人就應該富有。然而,現在君主卻向富人徵收財物再發給窮人,這等於是搶奪勤勞節儉者的財富來贈與奢侈懶惰的人。這樣還想要求人民能努力耕作並省吃儉用,那是不可能辦到的。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此時此地若有人,主張「不要進入危險地區,不要當兵,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當今君主一定聽從而禮遇他,稱許他的智慧,讚揚他的行爲,認爲他是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卻忘了君主之所以要展示良田和大宅做為賞賜,設置爵位和俸祿,爲的就是要換取民衆能拼死效命;現在君主去尊崇輕視財物愛惜生命的人,這樣想去要求人民出生入死爲君主犧牲,是不可能的。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收集書冊,學習辯論,聚集徒眾,依附學術文章而高談闊論;當代君主一定聽從而禮遇他們,說:「尊敬賢士是先王的道統」。殊不知,官吏們徵收的稅來自農民,而君主卻拿去供養那些沒有實際功勞的文人。對於辛苦耕作的農人就徵收重稅,對於成天空談的文人卻給予厚賞,這樣,想去要求人民努力耕作而少說廢話,是不可能的。

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鬥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
樹立氣節恩怨分明,堅持操守不容侵犯,聽到有怨恨自己的馬上拔劍理論,當代君主一定會禮遇他,認爲這是潔身自好的人。對戰場上殺敵立功的人不予獎賞,而對那些逞勇鬥狠報私仇的反要使他尊貴顯耀,這樣要想求得人民奮勇殺敵而不去私鬥,是不可能的。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和俠客,危難來時卻要用士兵打仗。所供養的不是所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受供養的人,這就是國家發生禍亂的原因。再說,君主在聽取學說的時候,如果認同它,就應該交由官府公佈,並任用他。如果不認同,就應該驅離他,並遏止其言論。現在卻是認同的,不交由官府公佈;不認同的,又不加以禁止。對的不採用,錯的不止息,這就是國家混亂和滅亡的原因。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澹臺子羽有著君子般的容貌,孔子因而收他爲徒,與他相處久了,才發現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根本是兩回事。宰予言談文雅,孔子因而收他爲徒,與他相處才發現他的智慧遠不及他的辯才。所以孔子才說:「以容貌取人,子羽讓我失察了;以言辭取人,宰予讓我失察了。」因此即使像孔子那樣有智慧的人,也蒙受了識人不明的名聲。如今新式的辯辭氾濫超過宰予,而當今君主對聽講的判斷卻遠比孔子眩惑;只因爲喜歡他的言論,就任用他這個人,這麼不務實怎能不出錯呢?像是魏國聽信孟卯的巧辯,結果帶來華陽的慘敗;趙國聽信趙括的巧辯,造成了長平的戰禍。這兩個事件,都是只因能言善道就任以大權所鑄成的錯。就好比煉銅造劍若只看火候色澤,就是善於造劍的區冶也不能判斷劍的好壞;可是用這把劍到水上砍擊鵠雁,在陸上劈殺駒馬,就是奴僕也不會把劍的利鈍搞錯。如果只是看馬的牙齒外觀,就是伯樂也不能判斷馬的好壞;一旦讓馬套上馬車去跑,看馬跑到終點的樣子,就是奴僕也不會把馬的優劣搞錯。如果只看人的相貌、服飾,聽他說話議論,就是孔子也不能判斷這個人的能力;可是用官職的實務,考核他的功過,就是庸人也不會搞錯他是愚蠢還是明智了。所以,明君手下的官員,宰相一定是從地方官中選拔上來的,猛將一定是從士兵隊伍中挑選出來的。如果有功勞的人必定給予獎賞,那麽俸祿越優厚他們就越勤快;有能力的人就能升官晉級,那麽官職越高他們就越能辦好事情。落實用高官厚祿來治理官員,才是王天下的正道。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擁有千里的巨石,不能算富有;擁有百萬個假人,不能算強大。石頭雖然不算小,假人也不算少,但卻稱不上是富強,原因是:巨石不能生産五穀,而假人也不能用來對抗敵人。今日那些只想藉由經商謀官和淫巧技藝來牟利的人不就是想要不耕作就能有飯吃嗎?這種鼓勵不耕作的效果與巨石的效果是一樣的。如果沒有功勞的儒生和遊俠可以顯貴和榮耀,那麼人民就會使喚不動,因為這種鼓勵不勞而獲的事和製造假人的事功是相同的。只知道巨石和假人的禍害,卻不知道若去鼓勵經商謀官儒生遊俠會造成土地無人開墾、人民無法使喚的後果,這就是不懂得類比事情的人。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
因此,即使國力與我相當的君王崇拜我的道義,我卻不能讓他來進貢稱臣;然而關內諸侯雖然反對我的行事,我卻一定要使他拿著禮來朝貢。這是因為力量大就要人家來朝拜,力量小的就得去朝拜別人,所以明君務求的是實力。在管理嚴格的家中不會有強悍不馴的奴僕。然而在慈母的嬌縱下卻會出現敗家子。我由此得知威嚴權勢可以禁止暴戾,而德行厚道卻不足以制止混亂。聖人治理國家,並不奢望人民能自動把事情做好,而是憑藉著人民不敢做錯事。要靠人民自動把事情做好,國內找不出十個;要人民不敢做錯事,卻是全國人民都可做到的。治理國家要採用多數人都能做到的方法去管理,而不能用只有少數人做得到的辦法,因此不能一味地推崇德治,而應該全面的實行法治。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一定要靠自然長直的枝條才能拿來造箭,則幾千年也造不出箭來;一定要靠自然長成的圓木才能取來做輪子,則幾萬年也造不成車輪。自然長成的直枝和圓木,千年萬載也沒有一個,然而世人卻都有車坐、有箭射飛鳥為什麼呢?因爲應用了對木材加工的工具和方法。所以即使有不需加工就自然可用的直枝和圓木,但好的工匠也不看重,爲什麽呢?因爲要坐車的不只一個人,要射的箭也不只一支。同理,即使有不用賞罰就能自動做好事情的人,明君也不看重,為什麽呢?因爲國法不可喪失,而且所要治理的也不只一個人。所以有法度的君主,不標榜偶遇的好人,而是要推行必能達成的政治措施。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如果現在有個人對人說:「我能使你聰明長壽。」那麽大家一定會認爲這是騙人的。因爲一個人的智力,是先天就決定的本性;一個人的壽命,也是命中注定的。這些屬於先天和命定的東西是學不來的。用人所無法做到的事情去說服人家,大家都知道他在騙人,因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這種道理聽懂了,就了解本性的特質了。想用仁義去規範人,就跟用智力和壽命去說服人一樣,有法度的君主是不接受的。好比,去稱讚毛嗇、西施的美麗,並不能使自己變美麗;使用脂澤粉黛來化妝,就能比原來漂亮好幾倍。同理,空談先王的仁義,對於治理國家沒有好處;明定自己的法度,堅決實行賞罰,就如同化妝用的脂澤粉黛一樣,能使國家富強起來。所以明君注重的是有效的手段,而不急於做虛華的讚頌,所以不會老把仁義掛在嘴上。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如今的巫祝爲人祈福總是說:「願你長生千秋,萬壽無疆!」這種千秋萬歲的聲音在耳邊響個不停,然而能使人多活一天的證據卻從沒出現過,因此人們就看不起巫祝了。現在世上的儒家遊說君主時,不好好闡述當下如何把國家治理好,反而說那些古代治世的功績;不審視官府法令的基礎事務,不詳察作奸犯科的實情,卻都去稱道上古的美傳和讚譽先王的功業。這些沉睡在歷史夢境中的儒家美其名說:「聽從我的主張,就可以稱王稱霸。」這就等於是 說客中的巫祝,有法度的君主是不接受的。

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 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所以,明君提舉 實事求是的人,革去空談無用的人,不會整天把仁義掛在嘴上,也不盲目聽從學者的言論。現在,不懂治國之道的人總是說:要得民心。如果光靠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那麽伊尹、管仲就沒有用處,只要聽任民衆要求萬事OK了。但是,一般民衆的見識淺薄就像嬰兒的心智是不可以做為依據的。嬰兒不剃頭就容易感染而腹痛,不把膿擠出疱瘡就重;而要嬰兒剃頭和擠膿,必須一個人抱著約束他由慈母醫治;即使這樣他還哭喊不,因爲嬰兒不知道吃點小苦大的處。如今君主督促開荒種田增加民的家產,卻被認爲君主太酷;制定刑法加重罰爲的是禁止奸邪,卻被認爲君主太嚴厲;徵收錢糧賦稅爲的是用於救濟荒、供養軍隊,卻被認爲君主太貪婪;使國內民衆知道披甲上陣為國從軍,而不准私自兵,爲的是能合力戰鬥而擄獲敵人,卻被認爲君主太殘暴四項措施,是爲了治國安民,可是民卻不歡。君主所以要尋求聖明通達的人,是因爲民衆的識不足以師法運用就像當初大禹疏通江河時,民衆卻忙著用瓦石去填塞;子産開墾田畝,而鄭國民衆卻責駡。大禹使天下人獲益,子産使鄭國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的誹謗,可見民的短淺足為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舉用相士官員,若去求用徒有賢智之名而無執政經驗的人或將人民都當作是聖賢才智而附和其要求來治理國家,都是造成亂原因不能用來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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